【编者按】

今天是姜亮夫先生诞辰118周年。由他晚年的学生与助手、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傅杰编录的《姜亮夫论学集》日前由商务印书馆出书。此文为该书所写的前言,现标题为编者所拟。

姜亮夫先生晚年

姜亮夫先生讳寅清,以字行,一九〇二年五月十九日生于云南昭通。父亲姜思让先生曾就读于清末大学堂,武昌起义后返家向导地方规复事业,云南护国之役时又向导昭通募捐济军反袁,先生自幼即受他爱国头脑的影响。一九一四年入昭通高等小学。一九一六年入云南省立第二中学。一九二一年以本省官费生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,得林思进、龚道耕、廖平诸先生指授,研读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说文》、《广韵》等文籍。一九二六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,从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诸先生问学,在王先生指导下完成论文《诗骚联绵字考》。结业后在南通、无锡中学任教。一九二八年至上海,先后任持志大学、大夏大学、暨南大学、中国公学、复旦大学教授及北新书局编辑。其间又拜章太炎先生为师。章先生指导他从杜佑《通典》入手读史,并警告他要做一个真正的学人,不作空疏之学、哗众取宠之学。一九三三年任河南大学教授。一九三五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考古学,结识了马伯乐、伯希和、戴密微、叶慈、翟理斯等汉学名家,接触了多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名著。遇友人王重民,相约摹录为伯希和劫去的敦煌经卷,最先了敦煌学研究。其后又游伦敦、罗马、柏林,明白了西方学者整理文物、研究学术的科学方式与宽阔途径。一九三七年回国后,历任东北大学、西北大学、云南大学、昆明师范学院、英士大学等校教授,并曾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、云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处处长。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在云南革命大学学习。一九五二年到云南省博物馆事情。一九五三年调任浙江师范学院(后改名为杭州大学)教授,一九五六年起任中文系主任。一九八三年组建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,任所长。曾被推举为中国屈原学会会长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会长、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、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学术照料、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照料、《汉语大字典》与《汉语大词典》学术照料、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中国文学卷先秦文学分支主编。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四日病逝于杭州,终年九十三岁。

姜亮夫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结业证书

<姜先生的学术研究>,大致以小学立基本,以史学致远大,而尤湛深于楚辞学与敦煌学。已刊行的著作有:

一、《屈原赋校注》。属稿于一九二九年,以明翻宋本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为底本,参校他本,复征引《文选》、《史记》、《一切经音义》、《太平御览》等书考证史实,校勘文字。人民文学出书社一九五七年出书。先生晚年加以重订,于一九八七年付天津古籍出书社出书。

二、《楚辞书目五种》。综录历代有关《楚辞》著述的工具书,包罗:(一)楚辞书目提要,内分辑注、音义、论评、考证四类,计二二八种;(二)楚辞图谱提要,内分法书、绘图、舆图、杂项四类,计四十七种;(三)绍骚偶录,著录汉代以来模拟屈赋的著作,计书籍十九种,篇章一九二题;(四)楚辞札记目录,著录赵宋以来各家念书札记中考证《楚辞》文字的条目,计八〇二题,又书籍一种;(五)楚辞论文目录,主要著录现代有关《楚辞》及其作者的论文目录,计四七七题。‘中华书局一九六一年出’书,上海古籍出书社一九九三年修订再版。

三、《楚辞今绎讲录》。先生一九七九年受教育部委托主理《楚辞》学讲习班,本书据授课录音整理<而成>,共十二讲,对《楚辞》的研究方式,屈原事迹,《楚辞》的源流、系统、《内容特色》都有阐说。北京出书社一九八一年初版,一九八三年修订再版,云南人民出书社一九九九年新版。

四、《楚辞学论文集》。收录《楚辞》论文廿五篇,对屈原生平,屈原头脑,《楚辞》中的训诂、语法、文例,《楚辞》学史以及楚史、楚地理与楚文化中的问题做了探研。上海古籍出书社一九八四年出书。

五、《楚辞通故》。先生治《楚辞》的总结性著作,对《楚辞》中的所有语词与主要问题分类加以考释,凡十部:(一)天部;(二)地部;(三)人部;(四)史部;(五)意识部;(六)制度部;(七)文物部;(八)博物部;(九)书篇部;(十)词部。齐鲁书社一九八五年出书,云南人民出书社一九九九年再版。

《楚辞通故》手稿本

六、《敦煌——伟大的文化宝藏》。原为所撰《敦煌志》中的总论,五十年月以白话改写<而成>,对敦煌史地、敦煌文书与敦煌艺术做了先容。古典文学出书社一九五六年出书,云南人民出书社一九九九年再版。

七、《敦煌学概论》。先生一九八三年受教育部委托主理敦煌学讲习班,本书亦据授课录音整理<而成>,共六讲,涉及敦煌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、敦煌卷子与敦煌艺术的内容及特色、敦煌卷子的研究方式等。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出书,云南人民出书社一九九九年再版,北京出书社二〇〇四年列入“人人小书”丛书。

八、《敦煌学论文集》。收录敦煌学的论文三十八篇,既有关于敦煌历史、文书、艺术等的专题研究,亦有资料综录。上海古籍出书社一九八七年出书。

九、《莫高窟年表》。将敦煌卷子中有年月可考者按年依次编定,正表起自晋惠帝永熙元年(公元二九〇年)传说莫高窟始建窟寺时,止于宋仁宗嘉祐二年(公元一〇五七年),表前则“摄照中原之往迹,以明敦煌体性之所有”,表后则略记藏经洞开启至敦煌艺术研究所确立之历年大事,并附《敦煌所见玄门佚经考》、《敦煌寺名录》及分类的《敦煌书目》。上海古籍出书社一九八五年出书。

十、《瀛涯敦煌韵辑》。凡廿四卷,分隶三部:(一)〖字部〗,摹录藏于巴黎的敦煌韵书残卷廿七种,附录六种;(二)论部,收论文廿一篇,多为所摹录的卷子的考释与叙述;(三)韵部,综合〖字部〗所收各卷及有关质料制成《隋唐宋韵书韵部总谱》、《诸隋唐宋人韵书反切异文谱》、《诸韵切语上字不见于〈广韵〉诸字谱》、《隋唐人韵书所载诸体字谱》,以便总观比照各相关韵书的全貌。上海出书公司一九五二年出书。后数十年时加订补,写定《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》,于一九九〇年付浙江古籍出书社出书。

十一、《中国声韵学》。三十年月初期解说声韵学时所撰课本,是现代较早周全概述传统声韵学的著作之一。天下书局一九三三年出书。

十二、《文字朴识》。三十年月解说古文字学时所撰课本,连系王国维先生的古文字与章太炎先生的声韵学研究功效,考察文字孳乳演变轨迹。第一卷于一九四六年收入云南大学文法学院丛书出书。

十三、《古文字学》。系五十年月所撰古汉语课本中的文〖字部〗门,连系古代文化史实探讨了汉字的发生及其形体的转变。浙江人民出书社一九八四年出书,云南人民出书社一九九九年再版。

十四、《昭通方言疏证》。成书于二十年月,凡十卷:(一)释词;(二)释天;(三)释地;(四)释人;(五)释衣服;(六)释饮食;(七)释宫室;(八)释器用;(九)释博物;(十)附录。纪录昭通方言语词约四千个,明其音读,证以古训。上海古籍出书社一九八八年出书。

十五、《古史学论文集》。收录古史论文廿五篇,以考述上古史及先秦古籍者居多。上海古籍出书社一九九六年出书。

十六、《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》。原名《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》,一九三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出书。五十年月重加删订,改题今名。收录自春秋末期至一九一九年以前去世的历代人物一万二千余名,以表格形式按历史顺序列出诸人姓名、字号、籍贯、岁数、生卒年及所据质料出处,在生、卒年两项中又划分注出帝号、年号、年数、干支及公元年份,是稽察我国历史人物的生卒年、籍贯及碑传信息的主要工具书。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出书。

《姜亮夫全集》

上举之外,先生已问世的著作另有《诗骚联绵字考》、《陆平原年谱》、《张华年谱》、《屈原赋今译》等;未单独刊行的著作有《古汉语论文集》、《古汉语语音学》、《甲骨学通论》、《二招校注》等。今并汇录为《姜亮夫全集》二十四卷,于二〇〇二年由先生田园的云南人民出书社出书。

姜先生的治学,其要盖在以下数端:

一、治学基石:资料与工具。先生治古史<而成>《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》,治《楚辞》<而成>《楚辞书目五种》,治敦煌学<而成>《莫高窟年表》。在这样详备的资料基础上来做专题研究,自然易于深入而不蹈空。他教训学生:“要确立一个学术系统,要做到无微不至,必须以掌握资料为第一事。”“质料一定要搜集得对照完整一些。譬如搞《楚辞》,最好把《楚辞》所有有用的资料都找来,还要找一些同它有关系的器械,面要宽一些。”并强调说:“编工具书这种事,我们研究学问的人,非做不能。”他以导师王国维先生为例,回忆“他每研究一种学问,一定先编有关的工具书,如研究金文,即先编成《宋代金文著录表》和《国朝金文著录表》;研究宋元戏曲,先做《曲录》”,故对研究工具各方面的情形都能了然于胸,其研究功效的“点点滴滴都有详细的凭据”。

姜亮夫(左)与饶宗颐

二、治学中央:语言与历史。先生审悉研究中国古代文化,“根本问题仍在语言与历史两事”,自言“以语言及历史为中央,此余数十年根株所在”,既宣示自己的古史研究“植基于语言文字”,又指出“历史是我们民族的大本大根,如不切实读史,搞文字声韵就缺乏坚实的基础”。而以是要以语言与历史为治学的根株,则“自语言言有二义:(一)谓注释文辞以驰骛语言学纪律,务使形、声、义三者无缺误。(二)谓凡历史事所借以表达之语言,必须与史实之生长相协调,不能有差失矛盾。以历史言之,则历史生长与语言纪律之收支,繁变骚动,往往与语言之变有如亲之与子”。

三、治学方式:综合与领悟。先生进一步申论:“然欲证史、语两者之关涉,自本体本质,有不能说明者,于是而必须借助于其他学科,乃能透达,故往往一词一义之标举推阐,大要综合社会诸科,乃觉昭晰。”由于“要证实一件事物的全体所需要的知识,是异常广漠的,凡此事物有关的学科,你都得用到,这就是所谓‘综合’,要综合一切有关学科,才气说明某一学科”。譬如“我不满意我的《屈原赋校注》,就是由于未曾使用一切语言、历史、民族、地理、博物、心理、氏族社会、政治、哲学,甚至天文、物理、化学等许多知识,细细引入,以详释各词语。于是,厥后我只管引进,只管施展,改写成为《楚辞通故》”。欧洲游学的阅历促使他突破了自己“数十年单一的研究方式,吸收了外洋学者综合研究问题的履历”,于是“头脑有凝滞的,可以决议了;质料方面有缺陷的,可以弥补了。方式上更使我有了多样化的路子,可以从四面八方来笼罩它,有无往不适之乐”。

姜亮夫在欧洲游学留影

四、治学态度:耐劳与求实。先生笔耕终身,广涉多门学科,没有刻苦耐劳的事情精神,是不能想象的。他自称是一个“缓慢”的人,因此,“在学术研究上,就有一种绝不为人所难的脾性”,“可取的只有下笨功夫这一点,许多事都是在笨求中获得一线灼烁,一丝成就”。在不断深入的研究中愈益感应“科研的天地,真是宽大得很,同时也仔细得很”,这更“促使我不知疲倦地事情”,并惋惜许多时间与精神都以不得已的原因而被浪费了。在晚年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形下,他仍然坚持念书写作,指导学生,勉励青年“存永远顽强的毅力、自强不息的精神、艰苦卓绝的气概,不作夸张,不为文痞”。他强调治学必须“规行矩步,老老实实,从头做起,不敢偷懒”,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坦承自己“对《楚辞》也另有许多未弄懂的器械”,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者态度。

姜先生在回首自己的学术生涯时示意“始终对自己的事情不满意”,然而他在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的孝敬是多方面的。他的著作在海内外频频翻印,广为流布。其中《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》已成为治史者常备的工具书,也成为种种文史工具书书目必列的著作。如张舜徽教授主编的《中国史学名著题解》(一九八四年,北京)表彰该书“取材厚实,考订认真”,虽“有一些疏误之处”,但“仍不失为一部使用方便,有较高价值的工具书,是同类书中的较好者”。《楚辞》诸书亦为多种研究论著及《楚辞》注本频频征引,并给予了高度评价。如马茂元教授主编的《楚辞研究集成》第二编《楚辞要籍解题》(一九八四年,武汉),收录了《屈原赋校注》、《楚辞书目五种》及《楚辞今绎讲录》。论《校注》,则谓“姜亮夫综合屈原身世与战国民族的历史条件,连系文法剖析,精致周密地来探索每一句每一篇的大义”,其“训诂都是很有凭据的,且能显示作者具有很深的功力”;论《书目》,则谓“书中对前人著述,时加评议,指陈得失,批驳适合”,“虽是目录学著作,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反映了姜氏的治学功效,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专著”;论《讲录》,则谓:“无论谈哪一方面的问题,姜氏都能连系作品内容和时代背景,并通过实例的剖析加以分析;因此,全书说理透彻,生动流通,对读者学习、明白《楚辞》,是很有益的。”另如声韵学权威陈新雄教授在《几本有价值的声韵学要籍简介》中赞美《中国声韵学》“叙述颇为简明,编排也颇有顺序,立论多本章炳麟、黄侃的说法,参以语音学原理,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声韵学要籍”(载《锲不舍斋论学集》,一九八四年,台北)。敦煌学权威荣新江教授更撰《重读〈敦煌——伟大的文化宝藏〉》,自述在准备敦煌学导论课时,“首先想到姜亮夫先生的《敦煌——伟大的文化宝藏》,由于这是我学习敦煌学的入门书,许多敦煌学的最初影象都从这本书最先”,全书“图文并茂,从各个角度阐明晰敦煌石窟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厚实内在”,现在“从一些个案的研究上看,这本书当然有不少地方可以弥补、修订,但从它对整个敦煌学的形貌上看”则“仍然是周全反映敦煌宝藏的一部好书”(载《敦煌学新论》,二〇〇二年,兰州)。而李学勤教授则在为《姜亮夫全集》写的序中说:“姜先生的学问,究其实是兼采众长,自成一家”,研究局限“由后学看来,更是宽无涯涘。《全集》前言所举,即有楚辞学、敦煌学、语言学、历史学四大方面,而在这些方面他都有为学人所必读的主要著作,其孝敬之大,乃众人共见”。

《姜亮夫论学集》

姜先生的著作总字数逾万万,本书无疑只是鼎中一脔。全书分为两卷,上卷为中国文化史与中国学术史部门,辑《孔子和他的学说》、《新经疏》、《诸子古微》、《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》、《敦煌经卷在中国文化学术上的价值》等文十四篇;下卷为治学历程与治学方式部门,辑入《我是怎样做研究事情的》、《根底之学与博与专的门路》、《忆清华国学研究院》、《思师录》、《研究国故应有的基本知识与应备的工具书》等文十七篇,共计三十一篇。其中三十篇均见于《姜亮夫全集》,唯一的破例,是《全集》出书后发现的刊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《浙江日报》的《从三个主义说到“家”》。

一九五七年五月,《人民日报》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否决官僚主义、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的指示,党外人士也被招呼鸣放。先生借此东风,一吐胸中垒块:

主观主义者把一切“真实”确立在小我私家的想象上,自己的脑子即是庖丁解牛的刀;宗派主义或教条主义者把一切“真实”确立在一个“宗神”或一个“教主”身上,只为某贤人、某贤人立言。他们都很畏惧“客观存在”……往往扯上点形式,就算解决了问题。游国恩教授在北京座谈会上指出有人以为屈原是封建主义者,由于他是贵族。我曾亲耳听过一个同志指斥王国维,说他是最后一个高举封建主义大纛的人。某位很有职位的同志说,昆曲只能在庙廷中演出,以是是封建艺术,因而连累到唱昆曲的成了“封建余孽”。

类似的事例正层见叠出:

譬如俞平伯谈《红楼梦》,着着实实、多多少少有些搔着痒处的地方。我并不敢称他是红学专家,但读了些“围剿”他的文章,有许多只是“扯”而不是争鸣,连俞平伯那点笃实也还没得!我看不出他们真正鸣了点什么?围剿唐兰的改造文字的文章,也看不出什么更多的枪法。这些这些,只瞥见热腾腾的一棍子打死人的影子。最近从各方面的争鸣中,才知道这都是有向导的运动。

先生直言规箴:“我想学术研究,譬如种花种稻,是欠好使用一样平常的‘向导方式’的。”他寄希望于向导:不能“向导太重”;不能“揠苗助长”。他更寄希望于青年:不能狭隘,“要有宽博的知识,才气积累得厚,修建得高”;不能顽强,“对一切派系,有虚心吸收的雅量,不要学还未成,而先学会一套捧人或踏人的手段”;不能赶场,“暂且拉凑点质料,赶一个热闹市场,以为是成名的终南捷径,甚至于在场中去露一露打出手的手段”;不能标榜,“以此作为小我私家向上爬的投资”,而能“看破这些宗派主义者及一切坏主义者的手法,转头好好做一个最忠实的科学研究者”。

文章写得实时,揭晓得也实时——见报十天之后,就传来了组织气力还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号角声。先生固幸得漏网,该文则湮没不彰。而他六十多年前的慷慨陈词与痛切呼吁,在今天也依然值得我们再三吟味。这样既具有历史意义、又不乏现实意义的文字,自然是值得载入本书以广其传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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